尽管存在交叉抵抗机制，但阿比特龙与恩杂鲁胺的序贯新型激素治疗（NHT）是临床常用治疗模式。阿比特龙上市更早，且安全性占优，故阿比特龙→恩杂鲁胺的治疗顺序更为常见，而恩杂鲁胺→阿比特龙的方案相对较少，但目前还缺少对两种治疗顺序的头对头研究。
从罗教授所在的 JHP 的经验来看，无论是第 2 个药物的 PSA 反应率，还是两个药物的总体反应率，阿比特龙→恩杂鲁胺均优于恩杂鲁胺→阿比特龙；而在复合 PFS 的比较中，前者似乎有更优的趋势（19.53 vs. 13.02 个月，P = 0.08）。日本的一项研究也发现，阿比特龙→恩杂鲁胺治疗的 PSA-PFS 优于恩杂鲁胺→阿比特龙。
当然，这些初步结论是基于单中心、小样本的回顾研究得出，尚需多中心、大样本、前瞻性研究的验证。若上述结论得证，可能与两种药物初治后的 AR-V7 阳性率以及 AR 基因突变率、扩增率等的差异有关，这些都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。
双极雄激素治疗（BAT）是前列腺癌治疗研究的另一热门方向。在 ADT 后，前列腺癌细胞出现 AR 表达增加，此时给予高剂量睾酮可使原已习惯于低睾酮水平的癌细胞死亡；BAT 正是基于此原理，在维持 ADT 的基础上间断给予高剂量睾酮，使睾酮水平在近似去势水平至超生理水平之间快速循环。JHP 的最新研究表明，BAT 能使 CRPC 对雄激素去除治疗再敏化，这意味着 BAT 可能「消除」治疗抵抗，使阿比特龙再度应用成为可能。
生物标志物在 CRPC 理想治疗中的作用
在当前的治疗环境下，预后生物标志物作用有限，无法对实际的治疗选择构成指导；预测生物标志物更具可操作性，可预测疾病对某种治疗的反应或抵抗，有助于治疗方案的选择或调整，包括 AR-V7、AR 拷贝数增加、AR 突变、DNA 修复缺陷等。
AR-V7 是前列腺癌生物标志物中的焦点领域，一方面可能有助于改善医患决策，即指导治疗选择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速新型药物的研发，即指导药物和试验设计中的患者选择。但不应忽视的是，除了 AR-V7，AR 扩增和/或突变也是同样重要的生物标志物，对其实际作用和价值还有更多值得探索的内容。
